開欄的話

　　推動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青年是最具活力的實踐者與開拓者；新大眾文藝浪潮奔涌向前，青年是敏銳的感知者與建構者。本欄目愿以文史哲貫通之視野，立足經典、關照當下，讓古老文脈在當代青年的思考與實踐中煥發(fā)新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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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視頻網站中開啟或關閉彈幕，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看體驗。飛掠而過的彈幕，讓視頻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，更成為與無數(shù)陌生人共同參與、即時回應的文化現(xiàn)場。這種獨特的文藝互動形態(tài)，其基因深植于中國源遠流長的“批點”傳統(tǒng)之中——發(fā)軔于宋元、鼎盛于明清的文學批點，堪稱前印刷時代的大眾“彈幕”。彈幕新奇，批點古雅；彈幕飛動于賽博空間，批點靜默于紙頁之間。二者媒介迥異，卻共同映射出一種跨越古今的文化心理：不滿足于單向、被動的接受，而是通過共時性的評論參與文藝再生產，在“共評”活動中尋找共鳴、建構意義。

　　內核相通：文化心理的傳承

　　彈幕與批點并非偶然相似，而是在文化結構層面存在某種內在對應。年輕人熟悉的彈幕已成為視頻網站的“標配”，批點則可上溯至宋代文章批評，乃至兩漢經學注疏。載體不同，年代殊異，但彈幕與批點卻共享交互性、情感性與大眾性三種核心特征，這正是二者能夠相互參照的前提。

　　交互性構成了二者的靈魂。彈幕的本質，在于不同觀眾在觀看同一視頻時，通過即時評論彼此對話，并協(xié)同完成對原視頻的二次創(chuàng)作。觀眾之間的互動不斷疊加，使視頻成為一個持續(xù)生長的文本。這種互動本身已成為一種文化再生產活動，具有獨立的審美與社會價值。許多觀眾甚至將“看彈幕”視為與觀看視頻同樣重要的體驗。

　　事實上，明代書坊主早已意識到這一機制，常將批點與原著合刻刊行。如晚明杭州起鳳館曾刊刻附有王世貞、李贄評點的《北西廂記》，借名家批點的噱頭吸引讀者。像湯顯祖《牡丹亭》等廣受歡迎的著作，更是問世不久即誕生了批點本，原作與批點幾乎同時進入了讀者接受的場域。這種共時互動的閱讀景觀，與當下彈幕視頻的接受邏輯在結構上高度契合。

　　情感性是二者持續(xù)吸引參與者的源泉。彈幕空間不同于結構完整的評論區(qū)，它更偏向即時、零散的情緒表達?！皽I目”“繃不住了”“全體起立”等詞語，并非嚴謹論述，卻構成了彈幕最鮮活的部分。它們所呈現(xiàn)的，是觀眾情緒在時間軸上的即時外化，是集體情感在屏幕上的可視化呈現(xiàn)。

　　傳統(tǒng)批點同樣不乏率性之語。明人徐渭批點《西廂記》時“隨興偶書數(shù)語上方”，前后甚至可能自相矛盾；李贄批《坡仙集》時或連贊“妙”“是是是”，或直斥“無趣”“胡說”。此類批語脫離系統(tǒng)論證，強調的正是即時情感的真實與明快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批點不僅是理性批評，也是一種情感表達的記錄，這與“新大眾文藝”尊重個體表達、貼近大眾情感的核心理念極為相似。

　　大眾性為二者的流行奠定了社會基礎。彈幕的興起得益于信息技術的發(fā)展與網絡空間門檻的降低，只要具備基本的感知與表達能力，個體便可參與其中。這種參與門檻的下降，使評論活動不再局限于少數(shù)人。

　　回望晚明批點興盛的歷史背景，市民社會的成長、印刷術的普及與心學思潮的涌動，共同促成通俗文學的繁榮，也為批點活動從書齋走向市井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批點的流行，既與市場機制相關，也與思想氛圍密切相連。士大夫與市民的趣味在批點中發(fā)生交匯，甚至出現(xiàn)書商偽托名家之名自行批點的現(xiàn)象。這種現(xiàn)象固然帶有功利色彩，卻也反映出批點已不再是少數(shù)人的專屬行為，而成為可被廣泛參與、消費與討論的大眾文化形式。

　　形式傳承：連珠妙語的呼應

　　如果說內核層面的相通揭示了文化心理的連續(xù)性，那么形式層面的對照，則更直觀地展現(xiàn)出這種連續(xù)性如何在媒介轉換中被重新編碼。彈幕不僅在觀念層面與批點相通，其具體形式也在數(shù)字時代完成了轉化。

　　語言上，二者皆傾向通俗表達，以擴大接受面。李贄批語中的“妙”“趣”“痛快”“說得好”等詞語，至今仍頻繁出現(xiàn)于彈幕文本。這類表達并不追求修辭繁復，而以直接、生動為要。徐渭批杜詩時常在晦澀字句旁寫下“何謂”，這種簡潔的追問方式，與當下網絡語境中的疑問式彈幕頗有相似之處。簡短、直觀、可迅速被理解，是二者語言風格的共同取向。

　　體例上，二者皆崇尚短小精悍。批點依附書籍而生，受紙張版面與印刷技術限制，往往需在有限空間內完成高密度表達。尤其行間夾批，更要求在極短的篇幅中點出關鍵。彈幕則受屏幕空間與觀看節(jié)奏制約，天然形成“短平快”的表達特征。兩種媒介條件不同，卻都對評論長度與節(jié)奏形成約束，從而塑造出類似的表達樣態(tài)。

　　功能上，二者都強化共時體驗與導讀意識。金圣嘆批《水滸傳》“景陽岡武松打虎”時，反復標注“哨棒”意象出現(xiàn)的次數(shù)，提示讀者關注敘事線索。這種對關鍵元素的反復提示，使閱讀成為一種被引導的過程。與之相似，當下彈幕中自發(fā)形成的提醒、計數(shù)與標注行為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“導讀”的功能。甚至有些經典批語直接在當代彈幕中再現(xiàn)。比如，在嗶哩嗶哩上線的電視劇《紅樓夢》(1987年版)中，“先寫寧府，這是由東向西而來”的彈幕，便源自脂硯齋原批。古今話語在同一屏幕上重疊，仿佛形成一種跨越時空的呼應。

　　流行邏輯：雅俗交融的共生

　　從內核與形式的相似出發(fā)，可以進一步看到其背后的流行邏輯。彈幕與批點之間的跨時代呼應，揭示出一種較為穩(wěn)定的文化機制：文化生態(tài)的活躍，往往伴隨精英與大眾之間的互動，意義生產權在不同主體之間發(fā)生轉移與共享。

　　傳統(tǒng)批點的流行，本質是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主動滲透與下沉。批點的主體最初是士大夫階層，其批點行為本身帶有雅文化的審美特質。晚明以降，市民社會興起，士大夫的審美趣味也向戲曲、小說等大眾文藝傾斜，從而在文化層面上消弭了精英與大眾的壁壘。雅文化的批評范式與大眾的審美要求找到了公約數(shù)，實現(xiàn)了雅文化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。

　　彈幕的發(fā)展軌跡，則體現(xiàn)為大眾文化向精英文化的反向滲透與“破圈”。彈幕發(fā)源于網絡亞文化圈層，其最初的話語體系充滿草根性、通俗性。但隨著昔日作為彈幕文化接受主體的青少年日漸成為社會中堅，彈幕文化開始在更廣泛的社會表達中普及。如源于動漫語境的“高能”一詞，原本在彈幕中被用作提示情節(jié)轉折的標志性話語，現(xiàn)在則已在日常交流中廣泛應用。新聞報道、政務宣傳等正式文本中，也開始靈活運用這類彈幕衍生詞匯，以拉近與青年群體的距離。源于大眾的俗文化表達，在精英階層的與時俱進與代際更替中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可與應用。

　　批點的“雅向俗”與彈幕的“俗向雅”，看似路徑相反，卻共同蘊含了中國文藝的“共評”傳統(tǒng)，展現(xiàn)了雅俗交融、多元共生的文化發(fā)展趨勢，證明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并非二元對立的關系。雅文化可以“落地生根”，俗文化也可以“登堂入室”。

　　以古鑒今：批點得失與彈幕走向

　　對傳統(tǒng)批點的研究已較為成熟，而對彈幕的理論探討仍在展開之中。作為一種仍在演進中的文化形態(tài)，彈幕尚未完全釋放其潛在價值。

　　批點不僅依附經典而存在，也具備自身經典化的能力?！端疂G傳》的“金批”、《紅樓夢》的“脂批”早已超出原著解讀層面，成為可以獨立閱讀與研究的批評文獻。這提醒我們，高質量的群眾評論同樣可能沉淀為文化資源。彈幕中的某些凝練表達同樣已在網絡空間廣泛傳播，并進入日常語言系統(tǒng)。如何在海量彈幕中篩選、整理具有洞見與價值的當代“金批”“脂批”，使流動表達不至于隨時間消散，成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名家批語一旦成為權威，可能壓縮多元解讀空間；跟風現(xiàn)象與思考惰性亦由此產生。彈幕中的刷屏、玩梗與群體性表達，也可能在熱鬧之中削弱個體判斷。過度娛樂化、脫離語境的戲謔，則可能影響作品的審美與思想表達。

　　因此，彈幕文化的發(fā)展，需要在開放表達與理性引導之間取得平衡。平臺可通過一定的整理與篩選機制，使有價值的評論獲得更穩(wěn)定的呈現(xiàn)；參與者則在互動熱情之外保持審美與批評自覺；教育與文化機構亦可借助彈幕形式，引導青年在互動中深化閱讀體驗，使“共評”傳統(tǒng)在新的媒介環(huán)境中獲得延續(xù)。

　　彈幕的興盛，是技術革新賦予古老文化心理的當代表達，是“文藝共評”傳統(tǒng)在當代大眾文化催動下的一種自然延續(xù)。它源于民族文化中一種積極的接受美學，也包蘊著數(shù)字時代特有的活力與不確定性。批點名家李贄曾說，他的“《水滸傳》批點得甚快活，《西廂記》《琵琶記》涂抹竄改得甚妙”，正是這種對評論與再創(chuàng)造本身的興趣，使批點活動獲得了持久的生命力。在當代，若能在順應青年群體表達熱情的同時，引入傳統(tǒng)批點所蘊含的理性自覺與審美尺度，彈幕便不止于屏幕上的即時文字，也可能在娛樂之外沉淀為更有厚度的文化形態(tài)，成為這個時代文化活力的一種生動注腳。

　　(作者系江南大學人文學院講師)

　　梁博宇來源：中國青年報

　　2026年03月23日 06版